| 改革開放初期，意識形態(tài)領域爭論到底要不要改革，內陸區(qū)域在沒有定論之前誰也不敢輕舉妄動，而粵商群體卻不糾結于此，也不等一個權威答案的公布便率先行動。從引進外資到發(fā)展個體、私營經濟，再到集體、國有企業(yè)的改制，粵商都走在前頭，融化“舊有制度”的冰封雪藏之境，其中固然有“改革試驗地”先天的政策優(yōu)勢，但也離不開粵商突破外在約束的自由特性。廣東商學院粵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慶教授長期以來直言，粵商群體過于實在，太務實，重短期利益和經驗決策，憑感覺，整體有“五缺”——缺戰(zhàn)略、缺布局、缺運作、缺品牌、缺合作，對未來持續(xù)發(fā)展缺少一種理性思維方式。下文由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記者史川軒采寫，發(fā)表于該報2011年10月25日第24版，原標題為：南窗口啟示錄。
廣州當地有句出名的俗語，叫做“東山少爺，西關小姐”。說的是，東山向來是廣州權勢實力人士的世居地，出入東山多是官家子弟；西關是自古廣州商業(yè)繁華區(qū)，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們多數居住在那里。花園式洋房與西關大屋，用建筑的美學詮釋著權力與財富、現代與傳統(tǒng)，成為1930年代廣州社會的縮影。
兩大既富且貴的寶地出現，與廣州開放的商業(yè)生態(tài)密不可分。
西關門外原是一片開闊的沖積平原，河網交織，分布著農田、村落，明末已經建有18個商業(yè)街坊，形成“十八甫商業(yè)區(qū)”。清代，西關大片民居興起，尤其在西關一帶設有專營對外貿易事宜的十三行商館，居民由農村居民搖身一變，成為工商業(yè)戶，繁華都市許多民俗應運而生，市井文化中產生了多才多藝的“西關小姐”。
而廣州老城東門外，在明代多為山丘荒地及鄉(xiāng)間道路，明末清初建有一批園林、寺廟，清代以后，商業(yè)區(qū)擴展至城東，清末，外國教會在此興建禮拜堂、教會書局、學校，出現別具風格的城市面貌，宣統(tǒng)三年（1910年），廣九鐵路通車之后，外國人和本地富商在東山大建住宅，尤其至民國初年，部分華僑和軍政官僚陸續(xù)興建仿西洋別墅，“地價日增，屋宇日盛”，于是，出現了洋派頭的“東山少爺”。
從十三行時期的“一口通商”，至鴉片戰(zhàn)爭后成為通商口岸，廣州可謂是歐風美雨登陸中國的橋頭堡，中西文化在此碰撞，塑造了一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性，“東山少爺，西關小姐”正是中西交匯大背景下的投影，而兼收并蓄、自由生長的精神特質，在粵商精神人格中亦有投射。
自由精神
在中國商幫中，粵商行事風格低調，但仍被認為是最具有明顯地域特征的商業(yè)群體之一，其共性特征即為開放兼容、精明務實以及善于搶占先機。
歷史上，廣東一直是中國開放的“南窗口”，海納百川成為粵地主要的文化特點。在長期的中外文化交匯、碰撞中，廣東文化逐漸更新了自己精神特質，從而形成了“開放兼容”的形態(tài)。
廣州荔灣區(qū)華林寺一帶，當年是達摩的“西來初地”；早在明朝，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就是通過澳門、廣州、肇慶等地逐漸北上的；意大利教士利瑪竇登陸后首先在肇慶端州傳教。尤其近代以后，廣東成為名副其實的外來文化入華“第一站”，最早引入了西洋風格的建筑，最早引進生產玻璃器皿、西洋鐘等新材料和新技術，最早使用電車、巴士的區(qū)域之一，甚至還是最早興起穿西裝、打領帶的地方。
廣州大學建筑學教授楊宏烈長期致力于十三行遺址保護，他將廣州的歷史文化坐標定義為“四地”——嶺南文化的中心地、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始發(fā)地、民主革命的策源地、改革開放的試驗地。在他看來，開放性是其最本質的城市基因，其國際性商業(yè)城市的定位發(fā)軔于海上絲綢之路，“早在一百多年，當時上海還是小縣城，廣州已經是一個萬國旗飄的‘國際化’的大商埠。”
此外，廣東位于大陸南疆，遠離中華文明腹地的中原本土，遠離政治中心，為嶺南文化提供了廣闊空間，為其自由發(fā)展提供了諸多可能。華南理工大學程宇宏博士在其《樂感文化：粵商文化的一種解讀》一文中這樣寫道：“一方面，嶺南文化是接受主流文化儒家意識形態(tài)化的對象；另一方面，又加強自我認同，采取的是完善自身的文化根基，又不斷汲取外來影響的策略……在廣采博納中豐富及充實自我，其形態(tài)并不完全認同于主流文化，觀念意識、行為作派、民風民俗等等，都有獨樹一幟的特色……儒家官方意識形態(tài)難以發(fā)揮絕對權威的影響力，道家、佛家，甚至西方文明都有其自由發(fā)展的空間，造就了粵商精神氣質的來源較為駁雜，各種觀念成分兼收并蓄。”
由是，內外獨特的人文地理環(huán)境，塑造了粵商迥異于其他商幫的精神特質。不同于正統(tǒng)意識形態(tài)尊奉的“等級文化”，粵商倡導平民文化，身份感不強，骨子里也沒有貴族、精英的概念，不覺得自己有多高貴，也不會主動排斥外來的人和思想，這為廣東文化帶來了極大包容性；同時，粵商的個體意識和自由精神非常突出，他們不注重權威，一切以“務實”為要，順“自然”行事，無視權威和既有成例，往往敢于率先尋求制度的突破。
改革開放初期，意識形態(tài)領域爭論到底要不要改革，內陸區(qū)域在沒有定論之前誰也不敢輕舉妄動，而粵商群體卻不糾結于此，也不等一個權威答案的公布便率先行動。從引進外資到發(fā)展個體、私營經濟，再到集體、國有企業(yè)的改制，粵商都走在前頭，融化“舊有制度”的冰封雪藏之境，其中固然有“改革試驗地”先天的政策優(yōu)勢，但也離不開粵商突破外在約束的自由特性。
由于開放與自有精神的洗禮，相比較與統(tǒng)治當局亦步亦趨、配合更加默契的晉商、徽商，粵商在政治上也顯得更為獨立和活躍。
比如，晚清時期，粵商群體就不顧當局的阻撓，多次領導各種挽回利權的斗爭。粵商曾經聯合兩湖地區(qū)紳士商掀起了收回粵漢路權運動，要求廢除《粵漢鐵路借款續(xù)約》，最終迫使美方在1905年交出了修筑粵漢鐵路的所有權利；同年，在以抵制美貨為中心的拒約（指清政府擬與美國續(xù)約《限禁華工保護華民條約》）反美運動中，粵商在廣府地區(qū)成了“抵制苛待華工不用美貨總公所”，作為全省運動的領導機關。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廣東商人成立了“粵商自治會”，該組織為商人的立憲團體，在政治上十分活躍，在維護商人權利、反對當局對外政策等方面，都表現出激進的政治態(tài)度。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之所以選擇廣東作為一大活動基地，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粵商群體中有大量堅定的追隨者，擁有強烈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識。
其中，一個特別的例子就是巨商張弼士。張本人其實頗受清廷器重，曾被賜予頭品頂戴、光祿大夫，補受太仆寺卿，1907年更被認命為督辦鐵路大臣，但在政治上，他仍然有自己的堅定立場，支持其子張軼捃參加同盟會，暗示南洋所屬企業(yè)支持在海外活動的革命黨，還曾通過胡漢民暗中資助孫中山30萬元。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曾以南洋中華總商會和其本人名義捐贈巨款。南京政府成立后，張弼士擔任約法會議議員、參政院參事等職務，顯示了其獨立的政治立場。這種態(tài)度恐怕在深受儒家教化的商幫中并不常見。
期待“韌勁”
美國漢學家傅高義（Ezra Feivel Vogel）曾如此評價廣州人，形容粵商也頗為貼切：“廣州人是善于處理世俗事物的人、精明的討價還價者，長于技術、批評直率，勇于保護自己的利益。他們的敏捷、活潑，擅長掌握新的技巧，但這些技巧總的來說是商人的技巧、小手藝人的技巧，他們是長于為自己利益而討價還價的個人主義者，而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機構，并為這個機構盡力而為的有組織的人。”
同樣，程宇宏博士認為，與儒家文化浸染的晉商、徽商相比，粵商明顯缺乏一種“理性主義的組織架構”。比如，晉商票號業(yè)，號規(guī)非常嚴格，號內不準攜帶家眷、不準吸毒、不準賭博、不準宿娼，強調從業(yè)者高度的行為自律，無論經理、伙計、學徒均須遵守，甚至不乏“禁欲主義”的色彩；而徽商的治理模式則有濃厚的宗族色彩，強調綱常倫理的“禮”，重視心性修養(yǎng)，既維系血緣情感的溫馨和諧，又有力地約束情感與成員行為。
而粵商為人處事則隨性自然得多，其尋求的最佳狀態(tài)是“樂在其中”，工作和享樂集合到一處。不同于勤勉、節(jié)儉的儒商形象，粵商往往更顯得“好吃、好玩、好享樂”。在產業(yè)選擇方面，粵商又以“上得快、轉得快、變得快”聞名，并沒有固守特定行業(yè)、深耕到底的觀念，由于善于把握經商環(huán)境中的潛在商機，粵商更樂于隨時根據市場需求來調整經營方向。相應的，著眼于長期規(guī)劃設計的動力則往往顯得不足，也缺乏制度化管理的觀念。
比如，國美電器創(chuàng)始人黃光裕利用連鎖賣場的模式，徹底顛覆了家電渠道領域的產業(yè)格局，同時，創(chuàng)造性挖掘了“類金融”的潛力，利用零售業(yè)的強大現金流投資地產等業(yè)務，商業(yè)運作靈活多變獲利頗豐，不過，在零售領域精細管理的用心則不如競爭對手，最終導致起家行業(yè)的領導者地位動搖。
粵商群體中，這類情況絕非孤例。廣東商學院粵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慶教授就痛心粵商在諸多領域“起得早，發(fā)展晚，星星一大片沒有月亮”，“比如說，廣東的市場發(fā)展最早，這里有最早的女人街、夜市、音響城、圖書城等等，但現在做得最好的卻全都不在廣東。粵商經常是趕緊場子做起來，賺了錢就忙著去掙其他快錢，不愿意投資品牌，長期發(fā)展。”他形容廣東三大模式特別盛行——租賃經濟、加工經濟、定單經濟，其共性就是見效快、好調頭。
程宇宏形容許多粵商是“基于‘激情’創(chuàng)業(yè)，但缺乏韌性難以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”，非理性主義的享樂觀念在粵商中又較為普遍，使得投入于企業(yè)積累與創(chuàng)新的資源減少。他認為，粵商群體的自由主義和務實傳統(tǒng)，一方面成為其創(chuàng)業(yè)與創(chuàng)新行為的重要心理動力機制，另一方面，過度的自由與務實，又使得部分粵商停留在“掙快錢”的階段，企業(yè)普遍規(guī)模較小，生命周期短，難以順利成長為大型組織，產業(yè)內呈現出同類新老企業(yè)頻繁更迭的現象。事實上，不少學者對此憂心忡忡。
陳澤泓在《廣府文化》一書的序言中談到，“務實使廣府每一寸土地都有著熱騰騰的商機，每一件事，都有可能成為赤裸裸的商機，旺氣十足，但往往缺乏遠見，沒有在內涵上下足工夫。”而王先慶長期以來直言粵商整體有“五缺”——缺戰(zhàn)略、缺布局、缺運作、缺品牌、缺合作，“憑著早期的經驗和膽識迅速發(fā)展致富，未來持續(xù)發(fā)展缺少一種理性思維方式，不習慣進行系統(tǒng)性布局。這種粗放的經驗主義，在后工業(yè)時代缺乏競爭力，也走不遠。”
事實上，粵商太過務實、缺乏韌勁的軟肋在產業(yè)領域已經有所顯現。如今，粵商群體在新能源、電子商務、生物科技等新興領域的表現不太引人矚目，其最具優(yōu)勢的產業(yè)是地產。
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所所長申明浩評論道，“前兩年，廣東富豪數量在國內的富豪榜中往往占比最大，今年廣東富豪的大面積縮水，主要原因就是房地產宏觀調控一波接著一波，而廣東其他優(yōu)勢行業(yè)也不多，整體潛力粵商與浙商是有差距的。粵商群體中有很多巨富，可相當部分是依靠制度套利，靠技術創(chuàng)新成就的巨富太少。”
根據2010年5月發(fā)布的《2010中國億萬富豪調查報告》顯示，在1999年—2009年胡潤中國百富榜等各色榜單上榜的富豪中，浙江出生的億萬富豪人數最多，有330人，雄居全國各省市自治區(qū)首位，而在廣東出生的億萬富豪是197人。除了人數占優(yōu)，浙商間的合作也更勝一籌，其典型特點就是“抱團”，基于親緣、鄉(xiāng)緣網絡之上建立的“族群”成員之間的相互協同，以獲得“族群”對于本行業(yè)及相關產業(yè)鏈的主導權，相比較而言，粵商產業(yè)集群的協同性要差很多。
可以說，開放性、平民性是粵商的重要驅動力，由此成就了兩百年始終不衰的商業(yè)傳奇。但是，“一口通商”抑或“先行先試”的政策紅利而今都已不在，開放環(huán)境為所有商幫所共享，而隨著產業(yè)競爭的深化，堅韌性與持久性的重要性日漸凸顯，如何既創(chuàng)新又守業(yè)，繼往開來，再續(xù)當年“東山少爺，西關小姐”引領時代的盛景，這是新粵商們需要直面的課題。
（特別感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申明浩主任、廣州大學建筑與設計學院的楊宏烈教授、廣東商學院粵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慶教授接受采訪并提供寶貴資料，文章部分內容援引自陳澤泓著《廣府文化》，程宇宏著《樂感文化：粵商文化的一種解讀》） |
